会打“暗语”的普通人丨记者手记

健听女孩李楠楠（右）和她的妈妈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相关报道详见《无声家族中的健听姐妹，穿梭在两个世界》

我之前做过许多残障群体的报道，写推广无障碍出行的截瘫者，写面临就业困境的视障学生，写受到欺负的聋哑女孩，写挣扎求生的渐冻症患者。残障群体的总数超过8500万名，大概每17个人中就有一位，但很多时候，我的采访对象们不大被人关注，被称做主流社会中的“隐形人”，我那时思考的重点是如何让普通人产生共鸣，让读者愿意通过报道去了解他们，理解他们。

这一次写聋哑家庭的健听孩子，则是全然不同的经历。他们有着相应的代称“CODA”，即“Children of deaf adults”的字头缩写。在这个细分的群体中，主人公们虽然耳聪目明，健康程度与常人无异，然而在相关研究中，作为家庭中少数能够说话的人，他们在童年时期便肩负着沟通的责任，被父母过度依赖。他们同时接触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，也会面临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冲突的问题——拥有聋人群体的文化习惯与行为方式，但因并未耳聋，缺乏相应的身心体验及社会经验，可能受到聋人世界的排斥；能够听见，但成长环境中少有语言交流的机会，受到表达能力和性格习惯的约束，难以融入听人世界。

种种资料显示，这一小众群体面临着一些困扰和压力，值得更多的关注与帮助。

但在与采访对象李楠楠的实际接触中，这些关于主流与小众、普通与特殊的分别，很快便不存在了。认知是流动的，当楠楠、楠楠的母亲、楠楠的女儿和我同桌吃饭时，四个人中，我是小众的——只有我不会手语。这种因缺乏相应技能隐约产生的不安，有点像是被突然丢在了一个讲陌生语种的国家。

楠楠和丈夫、小女儿有时也互打手语，尽管他们都听得见，也能说话。有一次，一家人正在餐馆聊天，突然切换成手语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孩子这两天不舒服，父母正在问她当日的排便情况，考虑到其他客人正在吃饭，这些话就不便说出来，比划是最妥当的。还有，出门逛街时，双方隔着一条马路，手语就比扯着嗓子喊话方便得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更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具体类别，而是沟通的顺畅程度。

我更愿意把他们理解为会打“暗语”的普通人。刨除健听女孩特有的烦恼，他们就是我身边熟悉的朋友的样子。楠楠、表姐张娟和她们各自的丈夫是个紧密的小团体，经常一起出去玩，自称是取经四人组，楠楠是唐三藏，规划路线，稳定局面，用张娟的话说“絮絮叨叨的一般是她”。性格、脾气火一点儿的张娟是大师兄，总是从头到脚穿一身白衣、爱和孩子们闹着玩的楠楠丈夫王伟松是二师兄，任劳任怨的张娟丈夫是三师弟。

在店里生意好的那几年，他们有过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比如开着车到武汉，吃两碗热干面，到武大看樱花，又潇潇洒洒地回家。比如从安徽亳州回河南新乡的路上，在郑州遇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卖饼老太，每天凌晨摆摊，坚持了三十多年，楠楠就在摊前拍了一段“手语新闻”，打着手语把这段故事讲出来，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向奶奶学习。

最“离谱”的一次，一个大年初三的下午，张娟突然打电话招呼他们出来玩儿，还没想好目的地，两台车就先后来到了高速口，临时决定要去张家界，结果就真的一路从河南新乡开过去，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，“车都冒烟了”。

在那些自由自在、浪漫肆意的故事当中，藏着一些善良的人。

那场自驾游拖家带口，孩子们也去了，后座还有一个特殊的年轻人，在家里被楠楠称作“弟弟”。了解后得知，“弟弟”是聋哑人，被家人遗弃的，没地方去，捡破烂为生，十几岁时流浪到店里，被他们收留，在店里帮工，待了六七年。疫情暴发之后，没有身份证，扫不了健康码的“弟弟”从店里离开，在救助站的帮助下踏上寻亲之路。

还记得开头的那个担忧吗？身处手语环境的我，后来并没有语言不通的局促感。一顿饭的时间里，楠楠的母亲打手语的内容，都是在通过楠楠关心着，眼前这个到访的女孩怎么不吃东西，吃的够不够？抑或是叮嘱小孙女别吃那么多零食，容易上火。

的确如楠楠所说，她的母亲是个很温柔的人，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十字绣缝针、手工活都做得漂亮，刷抖音购物，买的都是收纳用品。由于旧时家庭条件限制，只在特殊学校读到三年级，便没有继续。

但这个聋哑女人，也是在爱里长大的。小的时候父亲宠爱，长大后女儿也照顾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，楠楠有个习惯，外出点餐时，总会只点一道主食，观察母亲喜不喜欢，如不合口味，那份餐食可以由她来解决，母亲还能再换一种，点一份新的试试。

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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