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要有“完美受害者”的期待丨记者手记

（梁淑怡/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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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对性骚扰事件的讨论中，总会看到一些声音冒出来，品评被骚扰者的言行，一旦有些表现不合乎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，就有评论会说：“难怪这事发生在她身上”“活该”。

我自己有时也会受到这样的惯性思维影响，去关注被骚扰者的“不完美”之处。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小羊举报导师姚某某性骚扰事件里，她举报的三次被性骚扰都发生在大三，之后，她又念了姚某某的硕士，到研一时决定举报。

在梳理事件的时间线时，我会关注到小羊的选择，并疑惑于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为什么还会选择姚某某做自己的导师？采访时，我也忍不住问了小羊这个问题。小羊回答了我的疑惑：

我是从小地方来的。从大一开始，就感觉跟其他同学间的差距还挺大，我很努力地想追赶他们。后来发生了那件事，我就对画画没有热情了，很难再去动笔。本科毕业时，我想着要读个研，那时想出国读，又想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支撑不了学费，国内也没有更好的学校了，就还是选择留在央美。考研的时候，如果你认识哪个老师，可以提前找老师看画，慢慢熟悉后就可以报考这位老师的研究生。我在本科期间，后面两年状态不好，没怎么画画，也没认识其他老师。

决定考姚某某的研究生，我也做了很多心理建设，要不停地说服自己，想好以后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怎么办。读研一时，我基本上能躲就躲着他，能不见就不见他。要上课，大家一起的时候才去，不会再单独见他。后来到了研一下学期，有同学看到学姐在哭——她把自己的毕业创作拿去给姚某某看时被他摸了。学生越临近毕业，他就越过分。我很担心自己毕业时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刚好别的同学也受不了了，我们决定一起举报。

人性是复杂的，不只有黑白之分。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小羊除了对姚某某性骚扰行为的考虑，还有很多现实因素的考量。这种复杂性也使得在性骚扰案件中收集证据更加困难。

采访中，一位办理过不少性骚扰案件的律师提出过质疑，小羊第一次被性骚扰时没有收集证据，那第二次、第三次被性骚扰时，应该有收集证据的意识才对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一种对受害者的苛责。对小羊来说，性骚扰的发生，和意识到是性骚扰行为，并不同时发生的。第一次被老师摸了屁股，她不断找些理由来说服自己：他是不是不注意？或者是把自己当成小孩了？直到第二次、第三次频繁发生，她才逐步确信那是性骚扰。“而当真的确信事情的性质后，你的意识其实是远离这个人，而不是收集证据。”她说。

律师李莹还跟我提起过她代理的一个案件。一位大学女生被老师性侵后，为了说服自己，合理化老师的行为，和老师发展过一段恋人关系。没错，事情听起来和林奕含小说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的故事很像。

大多数性骚扰事件，都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之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也正是他们的“不完美”，或许带来了更复杂的痛苦。

我们为什么总对受害者有这么多要求？这背后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性别惯性。处于更有权势那一方的人，往往享有不需要解释动机的特权，而受害者则是凝视的对象，也就意味着需要解释自身行为的动机，不断自证清白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是女性。

努力做到不要苛责受害者，需要我们保持警醒，不断克服自己的思维惯性。就像日本女性学家上野千鹤子所说的，要不断和内在的厌女心理作斗争。同时，把讨论从受害者身上挪开，多关注施害者，关注为什么性骚扰事件屡禁不止。

2022年10月30日，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对性骚扰的规制成为增加最多的内容之一。

在姚某某告小羊的名誉权侵权案件结束后，小羊决定不再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姚某某。再走法律程序，意味着要继续消耗她的时间和精力。现在，她要回归自己的生活，好好忙工作了。

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小羊画的画。对了，她画的猫很可爱。

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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